徐迟译事:“宫闱秘史”原是司汤达杰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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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巴马修道院》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18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也是他继《阿尔芒斯》(1827)和《红与黑》(1830)之后的第三部重要作品。原作完成于巴黎,而并非作者在小说开始前的《告读者》里所说的:本书在1830年远离巴黎300里之外的地方写成。实际的情况是,1838年11月4日他在巴黎开始动笔,花了52天时间,于同年12月26日完成。司汤达在他的创作札记里曾这样记载过:“12月26日,我把六大卷手稿交给柯尔寻找出版商……”作者当时住在巴黎戈马丹路8号,这所老房子现在还在,成了作家司汤达的一处故居。这样的一部4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,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写完,这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实属罕见。

1839年,《巴马修道院》由法国老牌出版社昂布鲁瓦兹·杜蓬出版社出版。翌年9月25日,巴黎《两世界评论》发表了巴尔扎克的长篇评论《贝尔先生研究》。巴尔扎克说,《巴马修道院》发表后,没有一位记者报道,也没有人去理解、研究、分析和称赞,甚至连暗示的话都没有一句。出于惺惺相惜,巴尔扎克很为司汤达抱屈。而司汤达在写给巴尔札克的那封长达四万多字的著名长信上说:“《修道院》的许多篇幅,都是根据最初口授的本子付印的。”原来,每天清晨,他看一看昨天写的那一章的最后一页,便就有了当天这一章。他或是自己写,或是口授,让一个名叫波纳维的人记录,平均每天要写满25页稿纸。

我们知道,司汤达的代表作《红与黑》,从最初构思到最终杀青,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。《巴马修道院》虽然篇幅上远远超过前者,实际上写作时间却只用了不足两个月。难怪连素有“倚马可待”美誉的巴尔扎克,都要叹为“神速”了。不过,《巴马修道院》临出版时,出版商却嫌篇幅冗长。巴尔扎克也向司汤达表示了这个意思。司汤达也曾经考虑过巴尔扎克的建议,打算做一次彻底的修改,并增加结尾的分量,然后将全书分为三卷。但是,这个意愿最终没有实现。因此,小说问世之后,就不断引起批评家和读者的叹惋。一位批评家如是说道:“这部小说只能以人们在结尾时感到的那些牺牲作结。这些牺牲使这个结尾的确成了一种‘了结’。如同一个生命要完结了,一切都变得匆匆忙忙。他由于出版上的原因打算压缩,这是与作家要向那么多的朋友告别相一致的。”

相比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在中国译者云集、译本有数十种之多的热闹,《巴马修道院》的汉译,就显得十分冷清和寂寞了。20世纪40年代里,诗人赵瑞蕻先生翻译完成了《红与黑》(1944年)的第一个中译本。紧接着,罗玉君先生又完成了《红与黑》的第二个译本(1949年)。几乎与此同时,诗人徐迟先生翻译的《巴马修道院》,也在1948年由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。译名定为《帕尔玛宫闱秘史》,显然是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,是一种“商业噱头”。
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:1947年夏天,正在家乡小镇上从事“教育实验”的徐迟,因为学校放了暑假,便来到上海,住在姐姐家里。他说:“我已好久没有走回文学的园地来了,只有放了暑假,我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干点翻译,换点稿费,既可以享受和欣赏文学之美,还可以有点经济价值。”他想到了有年夏天,茅盾向他推荐过司汤达的《巴马修道院》。他决定就来译这部大书。他自己有一部CkScottMoncrioff的英译本,又向李健吾先生借了一本BibliolhegmedelaPieiade的Henrimartineau编定的法文本和一本LadyMaryToyd的英译本,便开始了工作。

就像司汤达当年写作这本小说时的情景差不多,徐迟每天一清早就进入一个大餐间,一直译到吃中饭。饭后稍稍休息一下,再往下译。头顶转着一个大电风扇,也就不怕天热了,一直又译到吃晚饭。有时吃了晚饭后,再译它两三个小时。中午译久了感到疲倦时,他就把头伸到自来水管子底下,用冷水哗哗地冲它两三分钟,然后回到餐厅,继续翻译……司汤达写这部40万字的作品,仅仅用了52天时间,也真是巧合,徐迟先生翻译这部作品,差不多也是50天左右,几乎是一口气译了出来。

他在当时写下的“译者跋语”里,这样说道:“这一部书,译的时候我最愉快,往往从早晨到晚上,一边译,一边浑身紧张而激动。人物的命运这样感动了我,过去我的译书的经验中都未曾有过这样的现象。我敢于邀请读者,读这最动人的小说!我敢于热情地说,没有人会失望的。”译者的兴奋与激动,由此可见。

四十多年后,他又回忆和回味道:“实在也是原作太精彩了!它非常迷人,我译得也就带劲。那时的翻译并不要求字字精确,不一定要一个字都不能落掉,或不够妥贴的。而我要求于我自己的是一种笔墨上的神势,既感染自己又感染别人的激情,有如电磁力的相互作用。我认为这最重要。当译到困难处,查查原文,和另一个译本,三者对照一下,其困难就迎刃而解了……”

1948年5月,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了这个译本。遗憾的是,译稿付印时,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把页码弄颠倒了,于是有不少页,前后倒置了。从这个初版本的第634页12行,到642页的第8行(即从第二十七章里的“十点半,公爵夫人跨进马车,向波隆涅而去……”开始)共有8页之多,都应移到最后一章的快要结束的地方去,即挪到第651页的第6行那儿插进去,才是连贯、准确和流畅的。这个错误当然不应由译者来负责,而是编辑出版上的差错。徐迟先生在世时曾告诉过我,这个译本出版后,有人曾经撰文,指出他的一些译文上的不当,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和指出过这个篇页倒置的大笑话。

译事虽小,却功在千秋。现在,《巴马修道院》在国内已有另外不止一个译本了,这也是极其自然和必要的。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过,比较起来,他们更爱读徐迟先生的这个译本。这也说明,徐译的司汤达,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吧。有位年轻时曾读过《帕尔玛宫闱秘史》译本的读者,如今成了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的汪稼明先生,曾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撰文说,上世纪70年代,他读到了《帕尔玛宫闱秘史》(其时它还属“”),还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笔记:“读完此书,我好像看到一出历史剧。这是真实的、动人的,而且复杂的。我有点后悔一起始因觉这书不好而没做详细笔记,而现在这本书就要去了(指即将被人借走——作者注),许多人在等待着读它……这划时代的作品,我很愿意再拜读一遍这本书……”(汪稼明:《书梦重温·早年的读书笔记》)汪先生还清晰地记得,这本书是三四十年代译本,译者是徐迟。书挺厚,纸张粗糙,封面上有一个灰红色方框,框内是书名。其时他才19岁。

如今,这个译本早已绝版了,与《红与黑》在中国的热闹正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徐迟先生对此颇有感触地说道:“晚年我整理自己的文集时,考虑了我的全部翻译之后,认为还是应该下决心,将它全部放弃的好。原因就是:翻译是根本不可能的,尤其对最好的、精彩的文学作品。”但是,对于这样一部文学名著,我们也许还是不应该先抱着“死活读不下去”的态度为好。巴尔扎克当年热情地称赞这本小说,“章章闪耀着精美之光”,“是一部只有真正杰出的心灵和认识才能欣赏的作品”,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司汤达在这部作品的末尾,似乎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:“TOTHEHAPPYFEW”(献给少数幸福的人)。可不可以说,读过徐迟《帕尔玛宫闱秘史》译本的读者,也是“少数幸福的人”呢?